下一轮增长大周期：一些人将赚得盆满钵溢，一些机会“史无前例”

2020年确实是艰难的一年，因为无论是看增长比高还是消费，看内需还是外需，整体的基本面都不算很好，也不算差，影响2020年趋势的主要不是基本面，而是信心。

但如果你只观察短期，可能会被迷了眼睛，看不到希望。因为用过去的确定性，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，你只会越来越悲观。

但如果拉长历史的视野，你会发现，过去改革开放40多年里，有两次大周期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崛起，它们都有迹可循，并且可被观测和度量。

如果你能看懂周期，就能踏准节拍，在经济浪潮中逆流而上。

前2次大周期已经接近尾声，而自2018年之后，我们站在了第3次大周期的风陵渡口。

好戏，才刚刚开始。

01

第一次大周期：1978年—1998年

劳动力红利与拓荒者年代

在正式开始讲3次周期之前，我们先来理解一个概念——慢变量。

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·戈登教授，是一位观察“慢变量”的高手。他有一本风靡全世界的书叫《美国增长的起落》，比尔盖茨、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等，都很推崇。

书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人类进步的“上帝视角”，就是“慢变量”。比如他说，美国自1870年—1970年之间，出现了一次前无古人的经济“大跃进”，带来了一系列创新，电冰箱、洗衣机、汽车、电报、计算机等。

而这次经济崛起最大的一个“慢变量”就是电，戈登教授认为，从历史的尺度上，电比电子计算机更重要。

有了电，就有了家用电器，有了家用电器，人的家务时间就减少，就可以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；有了电，就有了电梯，有了电梯就可以盖摩天大楼，人们就可以更密集地住在城市里。

所以说，“慢变量”是一种打开就无法合上的趋势。

从这个角度，我们再来看中国经济的趋势。

如果把“慢变量”的范围放得更宽一些，改革开放40年里，中国有2次大周期。

第一次大周期是1978年—1998年，这一个周期最大的红利在于劳动力、全球化与改革开放。

这三点缺一不可。

因为经济说白了就是一个“做饼、分饼的问题”，很多人希望，先把饼做大、再把饼分好，但实际上经济原理是倒过来的——如何分饼，决定了饼能做多大。

改革开放就是一个“分饼机制”重新划分的问题。

时间拨转到1979年的夏天。

随着一声炮响震彻蛇口区，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蛇口破土动工。在这片体制改革的沃土上，价值观念、时间观念，以及人才观念被打破重组，蛇口因而成为孕育新中国第一批现代公司的摇篮。

袁庚是当时最炙手可热的人物，他以“敢为天下先”的精神，勇闯禁区、全面改革，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这句口号被刷在了大街小巷。

蛇口一时间成为了一个激情燃烧的“改革试管”。

从那之后，中国坐上了发展的快车道，谁敢打敢拼、谁更注重效率，谁就能够成长起来。

1987年，任正非43岁，他们5个人筹资2.1万元，在蛇口创立了华为。1988年，郭台铭38岁，在深圳建成了首家富士康精密组件厂。1988年，马明哲33岁，在蛇口成立了第一家由企业与专业金融机构合办的保险公司——平安保险公司。

任正非的故事被讲过无数次，马明哲同样是“改革开放、奋斗改变命运”的缩影。

1983年，28岁的马明哲赶到蛇口工业区报到。

经过两年积累，他提出模仿香港，开创商业保险模式。但这一提议遭到了反对。马明哲并不放弃，他把自己的构想写成材料，乘船到香港拜见了当时大名鼎鼎的袁庚，恳请他写一封引荐信。

1986年12月，蛇口工业区向中国人民银行递交了《关于合资成立“平安保险公司”的请示报告》。借着改革的春风，保险业的一些政策开始松动。

马明哲在接下来几年奔忙于“让政策落地”。他抓住一切机会向中央递交申请，几次被拒，无数次修改申请方案。

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，最终，在袁庚的主持下，1988年，号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、地方性的保险企业深圳平安保险公司成立。

在后来秦朔写的《无止之境》一书中，他提到在对马明哲的一次采访中，“马明哲曾表示，平安是蛇口的孩子，30年来，我们从未改变当年从蛇口出发时的精神和品质。永远在创业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在竞争中求生存，在创新中求发展。”

所以，改革开放是最大的制度红利，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，给那些敢打敢拼的人赋予了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
除了制度的红利之外，另外两个要素是全球化趋势和中国劳动力红利，凑成了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。

当时正逢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产业大转移，跨国巨头争相在全世界寻找代工厂，而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，加上巨大的人口数量，中国成为了“世界工厂”。

制度红利就是前20年“慢变量”，在这之下无数个小趋势浪潮迭起。

日本家电巨头松下，第一个在中国增长比高；可口可乐与中国粮油集团签订了合同，获准向中国出售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；位于西雅图的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宣布，中国将历史性地引进3架波音747客机。

1979年，IBM在与中国中断联系近30年之后，再次进入中国；后来日本日立、大众汽车、壳牌石油、摩托罗拉、法国标致，都纷纷进入中国……

发达国家的资本疯狂的涌入，成千上万个工厂瞬间崛起，中国农村释放出的大量年轻劳动力，背上麻布包，奔赴沿海口岸，当时有一部电视剧《打工妹》，就描写改革开放初期那段真实故事。

这是第一个大周期的状态，在此后的日子里，它还延续了十多年，与第二次大周期叠加呼应。

02

第二次大周期：1999年—2018年

来自通信技术的降维打击

之所以把1999年定为第二次大周期的起点，因为这一年是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，深刻、广泛影响中国的元年。

实际上，1987年就有大哥大了，1994年就能上网了，但当时因为用户量级不够，并未对经济社会产生质变的影响。

1999年，千禧年的前一年，一个百感交集的百年世纪终于走到了它的“末点”。

当时社会上流传着400多年前一个叫诺查丹玛斯的法国医生的预言：“1999年7月，天空中太阳、月亮和九大行星将组成‘十字架’形状，这时候恐怖魔王从天而降，蒙古大王重新出现，战神以幸福的名义主宰世界……”

这个预言显然没能实现。

预言的流行，很大程度缘于这一年的人，跟现在的人一样迷茫，国企下岗的问题、经济发展困境，也让人们看不清前进的方向。

这一年，尽管问题很多，但也透漏出依稀的微光。微光一方面来自于对外开放，一方面来自于互联网技术打开的“美丽新世界”。

当时正值新中国建立50周年大庆之前，美国《财富》杂志将一年一度的大会放在上海举办，当年的主题十分应景——“让世界认识中国，让中国认识世界。”

东南亚各国还没有从金融风暴的眩晕中清醒过来，俄罗斯经济也爆发了危机，南美的巴西更是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，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，当时的中国可谓“一枝独秀”。

在对外开放的朝气蓬勃之下，互联网也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1999年，中国人谈论最多的是新浪、163电子邮局、搜狐、网易等。

互联网是这20年最大的“慢变量”，它打破了认知的疆域和经济发展的游戏规则。

互联网有两个成长方向，一是前面所说的门户网站，其二是电子商务一族。

这一年开春，在互联网世界“流浪”了好一阵子的马云，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，创立了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网站。未来的20年里，他的名字成了互联网的代表，他的公司，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习惯。

1999年前后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：

马化腾创办了OICQ，后来改名为QQ，这只小企鹅后来成长为中国最大的2个互联网巨头之一；

梁建章当时是甲骨文中国区的咨询总监，他与沈南鹏、季琦对创业方向经过一番激烈争辩后，创办了携程网；

当过多年个体书商的李国庆和他的海归妻子俞渝联手创办了当当网；

1973年出生的陈天桥，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，正当要分房子的时候，他选择离职，向人借了50万，创办了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；

……

这些公司，在后来的20年里跌宕起伏，无论生死成败，他们改变了2000多年来，中国人认知世界、消费、生活的方式。

伴随着互联网技术，移动通信的叠加，双重改变了世界。

2003年前后，中国成为手机大国，Motorola和Nokia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品牌。当年冯小刚有一部电影《手机》，讲的就是通信技术对生活的影响。

每年春节，年轻人从各地打工回乡，最爱炫耀他们刚买的新手机，诺基亚N70、LG巧克力，成为人们追逐的时髦品。发短信拜年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，2007年春节，三大运营商短信收入超过15亿元；2009年春节，中国移动的短信业务量高达46亿条……

直到2009年，手机最热排行榜上，诺基亚、摩托罗拉、索尼爱立信、LG、西门子、三星，竞逐着前3名，可谓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。

这种叠加态一直持续到2010年，苹果iPhone改变了这一切，互联网与通讯的第二轮红利——移动互联网爆发。

阿里的手淘、腾讯的微信，再到后来的共享经济和平台中，滴滴打车、OFO、美团外卖、微博、抖音、火山小视频。

中国成为了互联网应用技术最大的“试验田”。

这个时代里，中国有两个优势，一个是“工程师红利”；另一个是“市场红利”。

工程师红利就是中国大学的扩招，尽管质量还不是最顶尖，但从数量上，培养了大量理工人才，让那些“劳动密集型的研究与开发”的企业，能够有更多试错和迭代的机会。

很多科技创新，并不是靠天才人物灵光一现想出来的，而是无数人在日常工作中摸索出来的。就像共享出行，是无数次大数据计算和匹配，不断优化的结果。

市场红利是，尽管一些技术不是中国原创，但只有中国有足够大的市场，让这些技术实现商业化。

就像高铁，1964年开通的日本新干线，是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系统，法国和德国也早就研究出了自己的高铁技术，但由于最大的市场在中国，高铁技术只能来到中国。最后，中国的高铁技术很快实现了赶超。

在这20年里，互联网和通信技术，用“降维打击”的姿态，颠覆了每一个行业。

所有做大做强的企业，都依赖互联网和云技术转型，而更大的企业，则成为了生态平台。

阿里的版图上有支付宝、手淘、高德地图、微博、UC浏览器；腾讯的版图上有应用宝、酷狗音乐、腾讯视频、快手等。小米凭借“粉丝经济”，从手机到电视，再到空调、洗衣机，再到滑板车、背包、中性笔，成为一个生态王国，用了10年时间，就冲进世界500强。

到了2018年，一个很有意思的榜单出炉——“2018深圳500强企业”名单。

这一年里，深圳最大的企业，不是华为和腾讯，而是中国平安保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。

平安的崛起，也印证了互联网生态的力量，因为早在2012年，随着陆金所成立，平安集团开始布局互联网金融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马明哲凭借不屈不挠的勇气，不断试错，在10年时间里，投了500亿用于科技研究，用科技去赋能金融。

2018年11月份的平安科技开放日上，平安公布其核心科技与生态圈战略，核心科技包括人工智能、区块链和云。

这一年，马明哲信心十足，他说：“小胜靠机遇，中胜靠人才，大胜靠平台，长胜靠生态。”

互联网和通信重塑了这个时代，无论是家电企业如海尔、小米，还是金融企业如平安，还是互联网企业如阿里、腾讯，亦或是叮咚买菜、叮当快药，都开始向智慧云、物联网、Ai技术转型。

而人们买菜、打车、上班、吃饭、娱乐，都与20年前有着“判若隔世”的感觉。

这个时代，已经被互联网深刻烙印。

03

第三次大周期：2019年—未来20年

风口浪尖上的蓄势待发

自2019年以来，无数企业认为，中国的人口红利几乎消失殆尽，互联网的创新也进入尾声，摩尔定律失效，世界经济进入“新常态”……人们对未来的迷茫，与1999年的人们一样。

但实际上，中国已经站在了“第三次大周期”的风口浪尖上。

先来看一下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。2019年，中国人均GDP首次达到1万美元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，达到这一标准之后，后续的发展都是以国内需求为主，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。这也就是“内循环”提出的背景之一。

而这两年，国际上的贸易保护主义、单边主义加剧，西方国家加快了“去中国化”步伐”，他们到处讲，中国的生产现在太重要了，我们一定要多元化。

再加上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，全球经济深度衰退，外需萎缩，未来5年到10年，全球经济恐怕是一个低速期。全球化也出现“卡脖子”“断供”等压力，所以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，有现实需要，也符合发展规律。

数据也证明了这一切：

2007年，粗略计算下，我们每100块钱GDP中，有35块是出口，而同时我们又进口了25块钱，那么我们净出口是10块钱，也就是10%。

到了2019年，我们进出口基本持平，每100块钱GDP有17块是出口，进口是16块钱多一点，净出口大约是1%。

所以，这几年，中国一直在调整经济结构，这也是“十四五”规划的一个重点方向。

“十四五”规划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，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，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。

这样一个关键节点，必然会带来大幅的增长机会。

所以，第三次大周期，最大的增长红利，就来自于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下，中国将释放巨大的“结构性潜能”。

什么叫“结构性潜能”？

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，在技术进步、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，城市化进程等方面，拥有巨大的发展潜能。

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：

一个是追赶和跟跑的潜能。中国人均GDP是1万美元，而发达经济体是4万美元左右，美国是6万多美元，这中间有3万美元的差距。发达经济体已经做了，中国也应该做、但尚未做的事情，就是中国的增长潜能所在。

另一个方面是新涌现出的潜能，即与发达经济体同步、有可能并跑甚至领跑的潜能，主要是数字经济、智慧城市、绿色经济等。

这个时期的企业，也要求更多地科技赋能、城市化布局、本土化意识。

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，以代表性企业平安、华为为例，他们早已成为与城市融合发展的典型例子。

深圳本身就是高科技的代言城，华为的5G技术、AI技术，已经到了探索无人区的境地，成为中国科技企业的在全球的先行者。

平安集团的模式也是与城市深度融合，32年来，平安从产品、服务、渠道等多个领域创造了行业第一，服务了2.1亿个人客户和5.79亿互联网用户。

其“金融+生态”战略，在金融科技、医疗科技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许多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。比如说它深度布局的医疗健康生态圈，已经建立了五大数据库，积累3.46亿医疗服务用户，覆盖近两万医疗机构，45万医生以及1000家全球合作医院网络。

深圳是一个智慧城市，平安集团为深圳打造了一个“i深圳”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，集成近8000项服务事项，其中260项可以实时核验、自动审批，实现95%的个人服务、70%的企业服务线上办理。

另外，平安还协同深圳多个委办局打造了智慧环保、智慧法院、智慧医疗、智慧教育、智慧财政等多个一体化平台，构建了优政、兴业、惠民的智慧城市生态，助力深圳成为城市治理现代化先行示范样本。

这就是为什么今年10月，深圳市委和市政府在表彰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时，马明哲能够入选的原因。

也就是说，对于第三轮大周期，我们至少要有3点清醒的认识：

第一，市场主要靠自己，对本地化的理解越来越重要。

第二，资本主要靠自己，未来我们很多上市公司，包括一些高科技公司，要想方设法在中国香港、上海A股或深圳上市。

第三，更多的科学技术和商业创新得靠自己。

同样，要想实现突破，也要从三个方面：一是释放潜在的国内需求；二是要做好资金循环；三是要抓住未来10年全球科技创新的机遇。

什么叫“释放潜在需求”呢？

按照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的说法，我们现在是“10+4”的问题。我们有10亿人没有进入中等收入水平这个阶段，这10亿人口中很多人没有坐过飞机、没有坐过高铁、家里没有空调、冬天甚至没有暖气。

这10亿人，要让他们需求上升，就是要城镇化。

而已经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4亿人口，他们对于公共服务的更多需求还没有完成，比如说教育、医疗、养老，还有基本住房——有些人还没有合适的房子。所以在这几个方面，公共政策必须要发力。

从政府层面，有5个发力方向：

1. 要继续深化市场改革。特别要在优化“亲”“清”二字的营商环境，如果没有开明、公平的营商环境，实现中国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。

2.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。扩大内需的同时，也要实现社会公平。

3. 千方百计提高生产力水平。它的关键是掌握核心技术，归根结底是人才问题，要改革人才培养机制。

4. 着力打造品牌产品。

5. 大力发展民营企业。民营企业主要是中小微企业，他们是市场的主体。在美国，中小企业被视为“国家经济的脊梁”，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强、转型快，能让国民经济保持旺盛活力。

从企业层面，从3个发力方向：

1. 关注本地化成长

要想释放结构性潜力，就要帮助本土的企业、人民发展。这是必然逻辑。

以平安集团为例，它能成为深圳市值第一的企业，有其必然逻辑。2020年，截至2020年末，平安的保险资金累计向实体经济投入超5万亿元，覆盖能源、港口等重要基础设施。其发展基金，也用来精准支持农村水电、养老社区、长租公寓等民生工程。

在扶持民营企业方面，平安集团也有很大作为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，平安银行授信总融资额3.87万亿元，较上年末增长15.6%。其中，新增投放民营企业贷款客户占新增投放企业贷款客户达70%以上，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长10%。

华为也是一样，它的关注重点在于国内的教育和基础研究。任正非深知工业进步要靠科研，科研人员的根基在教育。他无数次在公开场合引用一个外国将军的话说：“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在小学讲台上完成的，最廉价的国防是教育。”

所以，华为这几年，捐建小学、与大学一起科研，与教育部搞产学合作，这也是对本土成长的关注。

2. 关注都市圈和城市群

未来五年，中国目前将出现一批2000-3000万人的大型城市聚集群，这些城市经济带的总数会超过20个，聚集中国5-6亿人口和大部分的生产消费能力。

这些城市带不仅具有拉动国内大循环的作用，而且它们的城市建设水平、智能化程度、配套产业完备程度、公共资源丰富度都将达到全球一流水平。

中国有11个东部省份和8个中部省份，这意味着每个区域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区域经济中心，并且因地制宜地设计出区域战略规划和产业配套政策。

所以，未来真正的机会就藏在这些区域经济之中，而十四五阶段，则是区域经济全面加速的关键时期。

3. 未来的企业，要更有价值观

中国的企业走到今天，一定要更有价值观。美国、欧洲的企业，在做大之后，首要关注的就是本国的教育、民生、就业、医疗保障，成为了社会公器。

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，脱贫攻坚战的成功，得益于无数企业的助力。

马明哲荣获了“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”。主要贡献就在于平安集团的“三村工程”，这一工程成立3年来，累计发放扶贫资金265亿元，惠及73万贫困人口，援建升级乡村卫生所1210所，培训村医11175名，援建升级乡村学校1054所，培训乡村教师14037名，受益学生达30万人。

另外还有的就是今年的抗疫情，企业家们奔赴一线，捐款捐物，事迹感人。他们并不是因为先做大了，才关注国计民生，而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格局和情怀，才能够做大。

以上是企业层面，应该关注的3个方向。

04

结语

第三次大周期已经来临，它是基于规则和制度的开放、基于中国经济的长期韧性，以及基于中国的“结构性红利”增长潜力的。

尽管在短期内仍有挫折和迷茫，但是基于长远来看，中国站在了蓄势爆发的风口浪尖。

国家层面，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魄力和勇气，让制度红利承接第一次大周期和第二次大周期的人口红利、技术红利。

而对于万千企业，未来不再是跑马圈地的时代，未来15年最大的“富矿”就在于中央锚定的2035年远景目标，也就是：

经济实力、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。

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再迈上新的大台阶。

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，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。

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。

保持战略定力，办好自己的事。

这里面的增长潜力，足够企业去开拓和探索的了。